[18]尽管如此，法国亦不能完全无视地方语言保护的需求，不能脱离欧洲整体的政治法律环境。
[4] 随着规范性文件违宪案例的逐步呈现，合宪性审查的溯及力问题也随之凸显。[15]从此，美国开始探讨例外情况下不溯及既往的适用。
因此我国有必要在《立法法》、诉讼法或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中明确法院不适用违宪法律的规定，以实现合宪性审查结果对在审案件的溯及力。根据我国立法和司法的实际情况，合宪性审查的溯及力问题应采取以不溯及既往为原则，渐进式的溯及既往为例外的阶段式推进思路，对行政行为和司法裁判的溯及力判断要进行个案衡量，综合考察案件性质、案件数量、案件时间、案件内容、当事人信赖、当事人期待、溯及力适用效果等因素，并完善各部门法与溯及力问题的衔接性规定。这是对溯及力的适用后果进行利弊权衡，只有当利大于弊时才考虑溯及。孙波教授认为，我国备案审查的结果为撤销或要求废止，均是指文件自始无效，这也符合维护法的权威性、规则的一致性、体系的和谐性等更高位阶的法益。因为交警检查公民通讯记录的行为违反了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宪法权利，所以甘肃省于2019年废止了该条款，废止的目的是约束国家工作人员权力，保护公民通信权。
目前仅在港澳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中规定了发回行为无溯及力。两省地方性法规赋予交警检查通话记录权的目的是确认司机是否有拨打电话的违法行为，通讯记录就是证据。与制定新法的攻坚克难相比，这260字的继续有效决议，就像是一种批发式的立法供给，一下子唤醒了前十七年制定的各类法律约一千五百多件，属于以小博大的对全局问题的解决，举重若轻地在前十七年和五届人大开启的立法新时期之间建立起连续性。
彭真在1980年6月28日批示同意成立中国法学会，其后又在1982年7月22日出席中国法学会成立大会并讲话。当然决议之所以为决议，实质性的宣示是落在后面的，也即现决定……的部分。（二）简析1987年法律清理决定 1987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个决定，标题是《关于批准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对1978年底以前颁布的法律进行清理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的决定》[32]（以下简称1987年法律清理决定），由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在1987年11月24日通过。[4]如何以历史方法去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过往，一个初步的阐释，参见田雷：《继往以为序章：中国宪法的制度展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8页。
在此，我们可以把由五届人大制定新法的方式理解为零售式的立法供给，由于力量不足，任务繁重，这种零售式的立法供给根本不可能满足整体性的紧迫需求。如前所述，有了这个旧法继续有效的决议，五届人大对新法的制定就是在一个基础上做加法，比如当时各方反复提到的加强经济立法。
为什么在1979年决议做出的当下，情况如此特殊呢？按《人民日报》社论的讲法，旧法应当继续有效，这个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不言而喻，为什么本应清楚的却认识不清，甚至忘记了或者不知道，不言而喻的却需要用人大常委会决议的形式去言明？原因就在于从1966年开始的法制断裂，没有这种事实上的法制断裂，也就不需要继续有效决议的继而续之。从文本上看，这个报告的篇幅相对较长，所要做的就是对1978年底以前的法律进行清理，当法工委的报告由常委会批准后，也就成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40]在我们开始意识到要把法学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时，首先要做的也许就是突破学科化学术多年来积累的僵硬概念层，在历史文献这块田野里深翻出几粒值得培育的种子。而后一份决议宣告现行法律一律继续有效，这连接了新中国成立前五年《共同纲领》阶段和由五四宪法所要开创的未来，前五年的法律被吸纳到新宪法的秩序中，由此实现了连续性的构造。
在这份法工委的报告中，出现了新法这个概念，既然要清理的法律的时间范围限定在1978年底以前，那么相应地，新法就是自1979年起开始制定的法律，很显然，这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召开）作为旧与新的分水岭。在我们作为观察者和被观察的法制事件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互动，当我们要对历史进行梳理、讲述和理论化时，应对本国法制历程持有某种温情和敬意。[2]一直到第二年九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在彭真所作的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彭真称这一决议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重要措施，在过去一年多加强立法的五项工作中，继续有效决议是排在第一的。——彭真1980年4月23日[1] 一、问题的提出 1979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做出新闻报道：《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结束，通过新中国成立以来法律法令效力的决议》。
自此后，所谓现行，就是从1979年以来作为时间起点的。这也就意味着，当我们以历史观察者的角度去阐释1979年决议所内含的历史构造时，我们不可遗忘第三个阶段/层次，毕竟随着我们与1979年拉开足够远的距离，这一层次的法律也就越来越多。
当我们回首过往时，就会发现它们对立地统一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史行程中。简言之，这个决议在文本上是一个三段论式的结构，可提炼为为了……根据……现决定……。
以宪法通过为标志，时间在历史行程中也有了之前和之后的两个阶段，如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所言：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37]参见同前注[1]，《彭真传》编写组编书，第421页、第425页。更何况，一国法治建设的历史行程，不可能是由一个接一个碎片化的当下拼贴而成的，追根溯源，所有自1949年也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法律和各类有关法律的文件都是处在同一个规范秩序内的。当然，对于那些让图景更复杂一些的线索，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但更重要的是，这三个阶段不是互相割裂的，虽然在一定历史时期也存在着某种断裂，但三个阶段整体上是前后相继的，而三次决议也将这三个阶段融贯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秩序构造中。其次，1949年之后也即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法制建设上是连续的。
[16]如前所述，1979年《决议》的核心表述就是现决定……继续有效，现决定这三个字，表明决议是由权威意志在当下所做的判断，而继续有效则指向了过去的法律，也即前文所说的制定于前十七年的旧法，在此意义上，这个决议也可以说是关于法律效力的一次历史决议。1979年《决议》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权威文件，依其标题所示，所要决定的问题是建国以来制定的法律、法令效力。
具体地说，在1979年决议的当下，旧法是否继续生效，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先看对立法的需求，1979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伟大历史转折后的第一年，彭真在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就有一篇重要讲话，其中提到‘人心思法，全国人民都迫切要求有健全的法制。
[6]全文抄录如下： 为了加强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法令继续有效的决议的精神，现决定：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前中央人民政府制定、批准的法律、法令。解读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及其所批准的法工委报告，确实是一个法律清理的专项举措。
最后，我们当下的阶段/层次是自1979年开始的，在此意义上，这个最近的阶段构成了我国法律秩序中的现行。[32参见同前注[6]，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书，第726-742页。在此意义上，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所有的过往都以某种当代史的形态等待着被发现，被理解，被讲述。这又要如何理解呢？首先，这个工作报告是1980年8月26日由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9月2日，彭真副委员长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此次工作报告。
至于相关的清理情况和意见，报告中是这么陈述的： 据统计，从1949年9月至1978年底，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或批准的法律共有134件，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对这些法律逐件进行了研究，并征求一些法律专家的意见。[18]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一）》，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88页。
这是加强法的清理的一项重要措施。[26]按照彭真这个表述，连续性不是简单的线性史观——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而应当包容分歧、斗争、误区、甚至错误。
然而，从历史文献出发，却要求我们能悬置学科的思维定式，努力想象历史行动者所面临的局面以及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多问问他们是怎么想的，而不是我觉得怎么样或者某学说怎么说。再往前，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有对旧法效力进行判断的条款。
如此概括，我们可以从立法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进行理解。再次，这种连续并不是空洞均质的，而是多阶段/多层次的复合，就本文所讨论的1979年决议而言，1949年、1954年、1979年分别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统领着一个新的法律层次。概言之，站在1979年，剖析五届人大常委会在决议中的叙述，旧法的两个层次基本上吻合了前文所讨论的1949年和1954年两次决议，也即1949年的破旧立新以及《共同纲领》廓定了第一阶段的旧法，1954年决议以及五四宪制则廓定了第二阶段的旧法。[33]细心的话，可以发现，这个时间的划分同[197]9年决议虽然大致重叠，但却有细微的区别，1979年决议是以五届人大作为新法的起点，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是在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召开的，3月5日通过了七八宪法，而到了1987年决定中，新法的起点显然往后推迟了，设定在1978年底，很明显，这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为历史的转折。
注释: [1]《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59页。但问题在于，我们从前相对来说缺少某种文献自觉，尤其欠缺置文献于历史语境的问题意识，而这个恰恰是学者的术业专攻。
第二部分，这个决议文件之所为，也即在所处之当下对此前法律的效力进行某种权威的宣示，自1949年起有不止一次的先例，连贯起来，我们可以在文献的谱系内去理解其历史意义以及立法者的政治技艺。进入现决定部分，我们可以区分两个层次：首先是一般规则，整个决议的重心实际上落在最后四个字继续有效上，根据决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旧法继续有效，这是一般规则。
[12]彭真：《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载彭真：《彭真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页。在历史的纵深得以拉开后，1979年决议所宣告并构建的历史叙事也就有了完整的轮廓。